如此，方能避免全权国家对私人所有权的过分侵蚀。

此种规制措施源于竞争法中的重要设施理论，其主旨在于，通过赋予新进业者使用已有网络基础设施（如管道、电缆等）的权利，来打破自然垄断以及国家垄断，使得自由竞争的引入成为可能。竞争法的目标亦很明确，即消除、惩罚违反正当竞争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相关规定权威。

保障责任，是指国家任务虽转由私人与社会执行，但国家仍需担负起保证任务执行的合法性，尤其是积极促进其符合公益与实现公共福祉的责任。任务民营化之后，部分区域的盈利不高，业者进入动力不足。但2004年新修订的《电信法》中又将该定义删除。而经济引导，则指国家对经济发展实施计划性、操控性的影响，如补贴。为解决该问题，规制法采取普遍服务的工具，即规定业者需向公众及时、有效、普遍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常见于邮政、电信和能源领域。

经济学界对其应对方案业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以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中的分散决策来取代传统的高权集中决策模式。网罗责任则重在备位功能，仅于公益性管制目的未能达成或管制失灵时才予以显性化。[15][英]约翰•洛克：《教育片论》，熊春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如果借用梅因的公式，近似演历了一回从身份到契约再到身份的螺旋轨迹。二、法律主体的特征：作为主体的人 前述历史上的法律主体虽然五花八门，但步入现代以后，便渐渐缩减至单一类型即人自身。[8][美]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廖申白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36]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其时的自然法学均认为，大多数人经验上的平均类型，实际上是符合经济人模型的。

然而，就有关相对简单的统治法而论，无疑出现伊始就当是政治特权者的有意创设物。法律主体的特征包括人之惟一性、普遍性、时间性、社会性、主体性和法上权义性。

[20][德]汉斯•哈腾鲍尔：《民法上的人》，《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4期。[美]玛丽•沃伦：《强动物权利立场的困难》，[美]路易斯•波伊曼编：《为动物说话：动物权利的争议》，张忠宏等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26页。[33] （一）人之为法律客体的形像 拉德布鲁赫指出，有史以来每一主要的社会阶段里，人作为法律制度的规制对象，都呈现出各自殊异的面相。随后，则从本质、根据、产生方式等方面探究了权利和义务问题。

在页下的脚注里，他解释说，这一特定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借用法定主体的法律范畴制造了一个意识形态：人生来就是一个主体。作为法律主体，动物享有权利这一点有些模糊。它斩断了追问我们究竟对于法律作何理解的可能通道，而使得主体免于思想的追问。20世纪20年代，德国宪政体制的确立意味着国家意志中吸收了人民的意志，法重新失去个性化而走向趋同化。

[29]在他而言，法律上的人的意义固然重要，却已不再是法律制度的最高概念。关系是被忽视了，每个人都成了独自存在的人，他是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从而在法律上自足的单位。

其原《民法典》第285条物的定义规定，一切与人相区别且供人使用者，在法律意义上称为物。学术主流思想认为，个体特征是如此明晰，他在法律中的基础地位很好理解，没有必要再作论述。

[27][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6页。[13]这里，上帝和牧师的关系，近似于自然人与其代理人或律师间的关系。其二，所有的法，首先是传统的礼俗社会法。若被判有罪，则应将其杀死，扔出国境线。[49]关于阶级分析法、意识形态分析的某些晚近理论展开，参见[美]戴维•凯瑞斯编：《法律中的政治：一个进步性批评》，信春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进而，狄骥主张，社会人的概念是法学理论的性一可能的出发点。

（3）禁止商业性、娱乐性的动物捕猎。但基本上，凡是地球上的东西几乎无所不包，从无机物、动植物，直至人类。

三、法律主体的变迁：近代以来的法律人像 关于法律主体、法律上的人之问题考量，不仅存在着从人到主体这一悠长替嬗的历史维度。[55][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77-878页。

[52]不过，当今的潮流已然有所变化。前现代社会里，人性观念仅仅安身于家族、民族和国家的限度内。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不过，此时的制定法还只是官吏法，仅可约束王室法庭而不能适用平民法庭。历史上，自然人的人性并非同样地赋予了所有的人类，而是给与了其中不同的性别、种族和人群。据此，人们主张将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动物，乃至所有的世间生命。

与彼德•高赫一样，这里的法律人像不应解释为某些拥有血肉之躯的具体经验的个人，而是一种立基于现世中多样态的人的抽象化、普遍化即平均人类型。汉斯•哈腾鲍尔指出，此一判断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在基督教文化中，直至现今还有人在找寻自然人之外的其它人格载体。

1990年8月，《德国民法典》增补了第90条a款：动物不是物。[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等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页。

作为权利主体，一般为教会设施、圣徒遗骸等。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的结语中，米歇尔•福柯写道：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

如若说，权利主体只能是人，因为按《学说汇纂》，一切权利均因人而设立。实际上，倘若概而论之，早期的法律制度以不同程度的压迫为特征，[50]这便显明指向的是政治统治法了。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25]前引[20]，哈腾鲍尔文。

这个完美的、但又可憎的角色，像一座纪念碑矗立于我们的法庭上，徒劳地向他的同胞呼吁，要以他为榜样来安排生活。按前者，自然人（mensch）并不自动拥有人（person）的资格，所以须加以区分和定义。

它以与奴隶制、异教徒法、等级制国家作斗争作为自己的基本信念。[62]例如，有论者质问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恰恰当西方历史发展到了从前被压抑的人们开始为自己和自己的主体性开始说话的时候，主体的概念以及发现/创造一个能够解放人们的‘真理的可能性开始变得可疑了？Christine Di Stefano, Dilemmas of Difference: Feminism,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Fe minism/Postnwdernism, Linda J. Nicholson （ed.）, London: Routledge,1990, p.75．弗里克指出：在批判性思想的层面上，后现代主义用一种可怜的批判上的停滞取代了进步意味的动态的理性。

近乎一切部门里，法律都将目标定向于个人主义、理智主义的人之类型。面对如此理论自满之现状，科斯塔斯•杜兹纳责备道：知识分子的清高、狭隘性以及对形而上学的畏惧意味着这些重要的现代法律（包括民法、普通法和现在的国际法）的基础，在英美法理学中很少被论及，只有少数评论家作了片面的评述。